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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养老院之“难”
发表时间:2014/9/29        浏览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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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领导亲自过问,扰攘了一个月的禅城区祈康颐养院搬迁风波渐趋平息。但这起事件也一下子让民办养老院这个并非新鲜的事物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段时间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低一点的话,你就看不到我了……”颐养院负责人黎江虹心力交瘁,感慨良多。经历这次风波,黎江虹进一步切身感受到了经营民办养老院的艰辛。在公办养老院处处开花的环境下,由势单力薄的民间资本独力苦撑的民办养老院,渐渐感受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举步维艰。今天及本周四,本报深度报道栏目将对佛山民办养老院的生存状况及其出路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时值7月中旬,太阳越发毒辣起来了。禅城区普君北路祈康颐养院附近的楼房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颐养院的大门紧闭,透过大门,可以看到走廊上、墙角放着床板、行李箱等。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门房里,听着收音机,正在站好最后一班岗,过不了多久,等颐养院里剩下的12位老人搬走后,她再也不用待在门房里了。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颐养院搬迁风波,也可以风平浪静了。

  搬迁风波 “换做别人可能跳楼了”

  周末,祈康颐养院4楼的办公室里,黎江虹正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与以前的容光焕发相比,这位颐养院负责人显得憔悴了很多。“这段时间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低一点的话,你就看不到我了,换做别人可能就跳楼了……”黎江虹说,祈康颐养院的搬迁风波,一下子让她成为新闻人物,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她既要为老人们的转移做好说服工作,又要面对舆论上对她的一些指责,这些都让她感到心力交瘁。“还好,绝大多数的老人和家属对我很好,很理解我,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黎江虹感慨地说:“一位患了老人痴呆症的阿婆,平时住在我们这里神智并不怎么清醒,前几天她搬走时,还拉着我的手,让我以后要多看看她,这让我很感动了。”

  “我不接受采访了,这段时间的压力搞得我头昏脑胀……”但禁不住记者的软磨硬泡,黎江虹终于向记者聊起了其办养老院的艰辛过程。

  2000年底,之前在医院上班的黎江虹赋闲在家,动起了办幼儿园的念头。“我当时无意中看到这个地方不错,觉得做幼儿园好。”黎江虹说,当她向民政部门咨询时,当时一位局领导告诉她,幼儿园太多了,已经饱和了,民政部门不会通过审批。“他建议我做养老院,说社会需要这一行,肯定行。”黎江虹受此话影响,再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养老院有很大的社会需求,于是下决心转做养老院了。

  黎江虹的丈夫并不同意她办养老院。他说:“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啊,搞这个干啥啊?”黎江虹的很多朋友也说:“什么生意不好做,做这个?”这些话开始让黎江虹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黎江虹打退堂鼓。当时,黎江虹用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几十万元。2001年1月,位于普君北路的祈康颐养院营业了。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只有3位老人入住。”黎江虹说,一开始,颐养院处于亏本经状态。首批投入的资金差不多50万元,包括租场地、装修、招人等。护工、厨师、门卫、清洁工,还有后勤管理,加上黎江虹自己,将近10个人打理着颐养院——尽管只有3位老人,但该配备的人员都到位,黎江虹就这样涉足养老院行业。“政府还是很支持的,除了民政部门登记外,消防、卫生等通过后,工商、税务都免了。”黎江虹说。但是,每月的开支也差点让黎江虹吃不消。“场地月租2.2万元,还有水电费、人工、煤气、饭堂……而当时入住老人每个月按照护理级别最多收费1000元,少的几百元。”黎江虹说,开业第一年,养老院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反正资金差不多没了,人也干得挺累的,如果再没有老人入住养老院可能就做不下去关门了,一家人也只能睡大街了。”

  但令人欣慰的是,到了2002年1月,祈康颐养院已经住进了80位老人。“入住的老人家到了这个数目,就不会再亏了。”黎江虹说,能够在一年内结束亏损状态,关键是养老院做好服务。“虽说养老院市场很大,但关键要让老人和家属对你信任,做这一行并不需要广告,只要你做得好,老人平时聊天,就会说这里不错,其他老人马上就过来了。”黎江虹说。

  虽然是初次涉足养老院行业,但黎江虹在养老院的运作过程中并没有走弯路。“那时候民政部门很关注,局领导很关心我们,我们刚办的时候他组织我和禅城区其他敬老院的院长聚会,一起交流。”黎江虹说,一起交流的有张槎、石湾这些老招牌的公办敬老院的院长,“他们毕竟已经做了十年八年,经验丰富。他们很热情告诉我应该怎么做,需要注意、预防哪些方面,这在当时对我很重要,如果自己摸索就很容易走弯路了。” 黎江虹坦言,民政部门对民办的福利机构一直还是很支持的。据其透露,两年前,她的养老院还得到了政府几万元的补贴。平时,有关部门除了对养老院进行检查,还会召集一定名额的护工进行免费培训。

  尽管颐养院的入住率上升,结束亏损,但却有另一个难题困扰着黎江虹——难以找到护工。当时,黎江虹通过中介,也通过护工介绍以前的同事、姐妹、老乡过来。“因为当护工照顾老人又苦又累,很多人早上来上班,晚上就走了,有时候十个八个来,中午吃完饭一下子就走了。”黎江虹说,到最后能够留下来安心工作的,都是精英,都能够吃苦耐劳。如何留住护工,黎江虹说:“待遇,这是最重要最现实的,还有以诚待人,和护工们有了感情。”有时候,一些老人家属还到颐养院门口“高薪挖人”,承诺可以给护工多两百元,而且只照顾一位老人,于是,心动的护工就向黎江虹辞工,推说家里有事走人了。

  绝大多数老人和家属都和黎江虹建立了信任的良好关系,这让黎江虹感到很欣慰,但也有个别家属让她感到心寒。有一名80多岁的老人在颐养院去世了,当天下午就被殡葬车送走。老人走后,清洁工对老人房间进行清理,将老人用过的一张破旧的草席清理到路边的垃圾车。“结果,老人的儿子带着十来个壮汉坐着一辆面包车过来,手里拿着棍子,要我们一定要给他找回那张草席,说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但那张草席早就被垃圾车运走了。”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年,但黎江虹仍然记忆犹新,那帮人开价几千元,最后经过协商,黎江虹“赔”了他900元。

  由于服务信誉好,祈康颐养院120多个床位满了,老人要“排队”入住。“做养老院这一行,最重要的是服务,让老人和家属信任你。”黎江虹总结她的成功之路。2003年6月,黎江虹在高基街开办了她的第二家养老院——祈康老人公寓,有近300个床位,规模比第一家更大,而且,不到半年时间就扭亏为盈了。

  今年6月,祈康颐养院的搬迁风波无疑是黎江虹办养老院过程中一道差点迈不过去的坎。从去年年底,黎江虹一直在为祈康颐养院物色新的场地。“我都不记得找了多少次了,一有空就满大街找。”黎江虹说,她除了委托中介找场地,自己和丈夫、朋友都在找,却没有理想的场地。“看了不少地方,有厂房、旅馆转让、办公楼,却都不适合,因为地方太小了,老人没有活动的空间。”黎江虹说,看过一个居委会的旧办公楼,却因为是在居民区,附近居民不同意。在平洲的一处厂房,业主一听说用于办养老院,就说别来了。“还有一家小学旧校舍,空间够大,租金也谈好了,但一听说住老人,也就告吹了。”黎江虹说,大部分业主很忌讳场地租住给老人,“他们担心老人在那里过世,觉得接受不了。”黎江虹的一个朋友在桂城租了场地,已经装修好了,但周围居民反对并且围攻,结果他只能放弃了。

  难归难,不过黎江虹有没有后悔干这一行,她说:“人生之中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帮了很多人,虽然苦,但值得。”尽管有人质疑民办养老院是为了赚钱,黎江虹显得很淡定:“别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别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民办养老院只是一个微利的行业。”

  黎江虹说,她很羡慕在颐养院门口卖凉茶的老板,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压力。“做这行压力太大,如果你的儿子要干这行,千万不要。开一间小士多也好,卖凉茶的也比我好。”黎江虹说:“还好,这次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这里百余位老人大部分总算有了一个去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民办养老 需求日大 投入趋少

  “我从养老院开设起就住在这里了。”今年89岁的黄爱联,人称联姑,是公记隆丝织厂怡老院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已经居住了17年,见证了这个养老院的变化。

  公记隆丝织厂怡老院位于燎原路妈庙下街23号,成立于1992年,是我市首家公转民办养老院。由于当时公记隆丝织厂里有很多“自梳女”,年纪大了,没人照顾,政府和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出钱建了这家养老院,专门招收厂里的这些孤寡老人。

  联姑也是在那时进入养老院的,“记得那时候的养老院只有三层楼,一开始入住的老人大概有60多个,都是我们以前的老工友。当时,养老院每个月只收取我们20元的费用。”因为联姑能自理,所以平时就是与院里的老工友聊聊天,去市场买菜回来自己煮,到了放工时间,还到旁边的公记隆去串门。

  “转制后,工厂搬走了,养老院收回了以前出租的四楼,招收了很多外来的老人,而我们的费用也增加到每个月50元,一直维持到现在。”联姑谈起养老院转制,感到有点落寞,因为熟悉的工厂走了,养老院里认识的工友也越来越少,“以前一起进来的工友很多都不在了,现在只剩下9个人。”

  养老院的业务院长蓝群介绍,1999年,养老院开始尝试向社会老人开放,2002年,公记隆转制并搬到狮山,养老院被分出来成为民办,自负盈亏。“一开始,院里的老人还是以厂里的退休职工为主,因为他们大多能自理,而且费用有优惠,养老院的收入不高,经营十分困难。”蓝群表示,那时候养老院有一段时间都是借朋友的钱、贷款维持的,“后来通过宣传,外来的老人增多了,情况才开始好转,不过那些借款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现在我们这里共有110个床位,基本上都住满了,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来的老人,根据护理等级不同,收取610元到1160元的价钱。”蓝群算了一笔账,以招收一个自理的老人大概每个月收610元为例,每位老人在养老院的成本费用包含:伙食费200多元、卫生费50元、住宿100元以及少量的水电费等,除去员工工资外,真正剩下的钱其实并不多。“虽然转为民办,但我们还得到公记隆的帮助,在租金上给予优惠,否则真的很难维持。”蓝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民办养老院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但由于收取费用不能过高,老人越多风险越大等原因,愿意投资这行业的人很少。

  记者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公记隆丝织厂怡老院都保留着一个“传统”,那就是工作人员会利用闲暇的时间,在外面找一些类似于“穿花”等小手工回来做,手工活赚回来的钱全部用于逢年过节给老人加菜、炎夏给老人煲消暑粥水,在老人生日之际送些小礼物等。

  在禅城区仁爱托养院和南海区黄岐沙溪信孚托老院两家民办养老院,记者同样听到相同的呼声:利润低、风险大,护理要求越来越高,可投入的资金却越来越少。

  信孚托老院院长夏湖兰表示,虽然现在养老院能做到收支平衡,但前期的投入,如装修、消防设施等的投入是收不回来的,“这些都是靠信孚教育集团的财力提供支持。我们养老院平时也是在保证服务质量的情况下,想办法一分钱当两分钱用的。”

  成立了11年的仁爱托养院在2000年扩建,收回楼上两层,养老院的床位增加到138个,院里的老人以特护理的为主。院长邓少霞说,虽然现在住养老院的老人越老越多,但由于护理要求更高,设施维护等,养老院的利润提升并不大。而且“现在的水电收费是按企业标准收费的,希望政府能在水电上给予一些优惠。”

  一家民办养老院的院长向记者表示,几年前,他们就曾经差点被家属告上法庭。“当时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来到我们院,由于患有痴呆症,在上厕所时摔倒,眼角肿了一大块。”老太太的几名儿女马上到养老院大声斥责那名护工,并表示要追究责任。“当时场面很紧张,老人的儿子不断拍桌子说要告我们养老院,那时我都被吓哭了,差点就失去办养老院的信心。”幸运的是,经过一个月的沟通,院长和护工等自我检讨,家属也理解到民办养老院的运营难处,不再追究此事,不过也让院长对此一直心有余悸。

  “社会福利社会化”路在何方

  据市民政局统计,截至今年2月,我市民办养老院共12家。而截至6月30日,我市共有46家公办养老院,其中41家有向自费老人开放。目前,对于大多自费老人,这些公办养老院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局面,但公办的养老院完善设施和优质的护理队伍却一直吸引着老人们争先恐后的排队。而大多民办养老院由于经营上的压力则“不敢挑客”,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勉强维持经营。据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2家民办养老院中,除2007年兴办起的福星苑颐老院床位还较多空余,其他11家的床位都已所剩无几。

  民办养老院自负盈亏,既要维持养老院的经营,又要保证护理工作到位,压力和风险都很大,遇到纠纷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民办养老院是一个公益性的微利加风险性行业,不是容易尝试的。”

  按照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广东省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规定》,2012年前,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床位要超过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使之成为提供福利服务的主力军。“其实国家早已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鼓励民间力量进入福利领域。”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称。

  只是,“社会福利社会化”之路具体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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